三、战国后期的整合，礼乐文化的政治学重建与朝廷美学的建立。

　　经过近500年的礼崩乐坏，战国后期出现了天下一统的新趋势，各家对新的天下一统进行了文化的制度设计，其中荀子理论对礼乐文化进行了一种新的归纳。这就是在承认色声味是感官享乐的基础上将之纳入社会秩序的规范、管理、分配的政治制度之中，并在这一规范管理中赋予色声味以新的社会意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祩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夫乐 (音乐)者，乐(快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乐论》)礼、乐、文是享乐的，但享乐在被纳入政治秩序时就赋予了政治意义，这一天下一统的政治由一位中央集权的帝王(新圣)来领导，于是荀子设计了集最大最高最多的色声味为一体帝王之威：“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禁暴用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吹竽笙，弹琴瑟以塞耳;必将雕琢镂刻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梁，百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使众人徒，备官职，断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富国》)这里，礼乐文化得到了一种政治学的重建，它不是建立在一种以宗教为核心的宗教、政治、美学一体化的仪式之中，而是建立在人性本能、理性计算、功利效率、社会秩序的整体之中。礼乐文化已经不是温情脉脉的远古的仪式舞乐，揖让进退，而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权王朝的一种政治秩序，以及这一政治秩序的美学表现。人的欲望与社会秩序以一种理性计算的秩序化的方式加以整理归规训，以天下的帝王之威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这两种美学符号呈现出来。可以说，500年的礼崩乐坏，在荀子这里得到了一种重组。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配合以先秦的其他理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学的朝廷美学体系。具体表现为：一，以朝廷为中心彰显等级秩序的美学符号(建筑、服饰、旌旗、车马、饮食、舞乐)体系;二，一种新型的帝王形象：结儒家仁心(王道)，道家的计算(权术)和法家的威势 (霸道)为一体的帝王之威;三，与朝廷体系一致的士人形象。在春秋战国产生了多种类型的士人形象：孔子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屈原的一心为国的忠臣，法家的照章办事的循吏，孟子的执道论政的士人，墨子的不平拔刀的侠士，庄子的逍遥超脱的真人……在这些形象里，君子，忠臣，循吏，构成了朝廷美学体系士人形象。进至两汉，朝廷美学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框架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系化。远古的礼乐文化已经完全转变成了一种天下秩序的朝廷美学。这时，礼乐文化之礼，成为朝廷的宗教仪式(天)和政治仪式(国)以及天下间的宗族的仪式(仪式)，礼乐文化之乐，成为与上面的仪式相应的仪式音乐和宫廷舞乐。礼乐文化之文，成为家国天下的等级符号。

　　四、作为文化遗产的礼乐文化。

　　从礼崩乐坏到大一统朝廷美学的建立，礼乐文化一直在先秦的士人眼中得到一种新的历史视域的读解。在乐方面，除了诸子的散论，《吕氏春秋》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最为系统性的要算《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而这两篇专论，是在一种朝廷美学的框架下进行论述的。它揭示了礼乐文化的很多特点，也遮蔽了礼乐文化的很多特点。一方面，由于它们站在朝廷美学的时代中心，显出了先秦美学的理论重心。使乐论在美学上处于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美学最早的体系性的美学论著。然而，也正因其站在朝廷美学的时代中心，带有太强的政治美学特点，从而当魏晋之时，士人觉醒，美学独立，对于其他艺术理论而言，乐论反而显得滞后了。乐论与政治的关联转为了乐论与诗歌、文章、园林、山水的关联。乐论未能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特色。何以如此?这都与礼乐文化本质的特质及其在先秦的演化密切相关。因此，认识礼乐文化，构成了理解中国美学史，特别是理解先秦两汉美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