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但是这“礼”包含着“乐”，讲得周备一点，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礼记·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只有把“礼”和“乐”的真谛都得到了，才是有德之人。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我今天就来谈一谈。
全世界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它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认识音乐，用音乐自娱、互娱或者娱神。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礼记·经解》提到孔子的六经之教，其中，以礼为教称为“礼教”，以乐为教称为“乐教”。在中国文化中，“乐”不仅是娱乐的手段，而且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
上古音乐成就及儒家音乐理论
中国是音乐发端非常早的国度，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黄帝。相传黄帝时有许多创造，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了十二律。音乐中有1(哆)、2(来)、3(咪)、4(发)、5(嗦)、6(拉)、7(西)等七声音阶，它们之间的音高是不平均的，有两个半音，在一个复杂的演奏当中，需要把这个七声音阶平均起来，才可以旋宫转调，它的基础就是把七声音阶分割成十二律。
《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当时舜帝任命了一批官员，其中一位名叫“夔”，职责是“典乐”。夔掌管音乐，主要是教育“胄子”，使他们通过学习音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懂得敬畏，刚毅而不暴虐，行事简而无敖。“八音克谐”，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在一起奏响也能和谐。
中国人懂得和谐的道理是从音乐开始的。整个社会由不同的人组成，不同特长、不同思想的人在一起，能做到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好比“笙”的七根管子，高低、粗细、大小不同，但能围绕着主旋律吹奏出和谐的曲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不要求同一，但能在大主题下追求和谐。既保留个性，又能找到共性。夔说，啊!我很高兴，我重重地敲编磬(石)，一奏起乐，凤凰来仪，鸟兽皆舞，天下一片和谐景象。
上述关于尧舜时代音乐生活的记载，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怀疑，四千多年前的中国，音乐水平有这么高吗?然而，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可以佐证的材料，仅举几例。比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贾湖文化大约距今七千到九千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贾湖遗址发现了16支用鹤类的肢骨制作的笛子，先民将鹤的腿骨两端截掉，在一侧钻6~8个孔，但没有吹孔，也没有贴膜的孔。实验演奏证明，需要直着吹，吹时口与管壁形成一个角度，把气吹到内壁上，使笛子内部产生气流震荡而发声。经过仪器测音，其中的20号骨笛，音准相当精确。这些笛子手工制作，孔与孔之间距离不等，说明已经懂得某种数理关系，知道距离和音高是有联系的，且每个孔位都做有记号，不断调整，以求最佳音准。有的小孔只比针眼大一点，很难想象它是用什么工具钻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再如殷墟出土的一件五孔陶埙，已经具备十一个半音，离十二律只有一步之遥。
更有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是古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国君的名字叫“乙”。这套编钟共64枚，分3层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编钟与铜构件的总重量达4400公斤。编钟是合瓦型的，敲击钟的中间和两侧会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称为“双音钟”。钟体多有铭文，注明该钟的音高以及与有关国家音律的对应关系。编钟的音域宽广，跨五个八度(现代钢琴为七个八度)，中心区域可以旋宫转调。两千多年前，小小的曾国的乐器就已发达到这种程度，当时诸侯、天子的乐器，水平又将是如何，简直令人不敢想象。
古代群众性的歌唱活动也非常普及，著名歌手史不绝书。《列子·汤问》提到，薛谭到秦青门下学习唱歌，一段时间之后，自我感觉特好，故不想再学，欲辞别老师。老师很伤感，在郊外为他饯行。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连白云都停下来听他唱。薛谭非常惭愧，自知浅薄，便留下来继续跟老师学习。
《列子·汤问》还提到民间女歌手韩娥，她游历到齐国，最后断粮了，就在临淄城下唱歌求食，她美妙婉转的歌声吸引来很多民众，人们纷纷赠以食粮。她离开之后三天，当地人们发现，家里梁上还回荡着她的歌声，这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典故的来历。
《昭明文选》里《宋玉对楚王问》记载，有客在郢中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达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犹有数百人之多;最后唱《阳春白雪》，音调高亢，国中属而和者依然有数十人。当时群众性歌咏活动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尤其可贵的是，春秋战国之际，在器乐、声乐都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以后，学术界开始研究音乐理论，包括音乐的起源、分类、功用、社会价值等，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堪与古希腊音乐思想媲美的音乐理论，它的代表作便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乐记》篇。
提到音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之类的道具，《乐记》说，这些不过是音乐的外在形式，属于“乐之末节”，不是音乐的本质，所以，“童者舞之”，让舞童去操演便是。音乐的本质究竟何在?儒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声、音、乐三分”的理论，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
音乐的起源与人的心理、情感活动密切相关。《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动物，人心被外物打动后，情感随之而起，并且会“形於声”。《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动于中而后会形于言，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感，就会“嗟叹之”;如果觉得还不足，就会“永歌之”，甚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人的情感一层一层地渐次高涨，就形成了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声”，用“声”表达情感，是音乐的最低层次，想要吼一嗓子，把心声喊出来。“声”，是最低的层次，单调，直白，没有审美情趣，连动物都能感知。
古人通过长期的探索，发现了七声音阶。藉由七声音阶，以及调门和旋律等技术手段创作的乐曲，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生动，具有审美价值，更容易打动人心。“声成文，谓之音”，“文”是文采，是艺术规律，由此形成的“音”，是高于“声”的第二个层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音乐。
音乐的种类很多，或者庄严，或者典雅，或者颓废，或者放荡。不同的音乐，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好的音乐催人向上，让人的心智、理想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也有的音乐让人沉溺不起。因此，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人的气质也会随之改变。
儒家认为，“音”的范围太过宽泛，良莠不齐，理应有所区别，再作细分，把那些内容健康纯正，风格典雅，能体现道德教化的“音”单独提出来，这一层次格调最高，称为“乐”。《乐记》说“德音之谓乐”。“音”和“乐”很相近，都是七声音阶，都是根据一定的旋律、调门创作出来的，但是两者在本质上不同，有优劣、高下、精粗之别，这正是《乐记》中子夏说的“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所体现的思想。
《乐记》还讲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人不能没有快乐，人一快乐就自然而然地想跳舞或唱歌。君子关注的是，如何把握住娱乐活动中的道。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情绪的发泄，心性由此失去理性的把握，迷离惑乱，泛滥不归，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如果用道来制约，就能达到乐而不乱的境界。所以，要懂得“以道制欲”，倡导健康、高雅的歌曲，那么，社会风气才会端正。
《乐记》说:“德者，性之端也。”人心显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义、理、智四端都是德的体现。“乐”是“德之华”。“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真正的乐，犹如道德之花，而道德是人性的开端。金、石、丝、竹，只是表达这种情感的器具。
《乐记》又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音”是人的心声，从“音”区别出来的“乐”，可以通伦理。禽兽只能感知“声”，人能创作“音”，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众庶由于受教育的机会不足，所以只懂得“音”而没法懂得更高层次的“乐”。君子真正懂得“乐”的精义与妙用。
有个典故，讥讽魏文侯知音而不知乐。魏文侯喜好附庸风雅，有一天，他和孔子的学生子夏讨论音乐。他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总是担心会睡着;而“听郑魏之音”，就不知疲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就说，古乐“进旅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表达的是平和中正之道。“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用的都是非常正的乐器，互相配合，没有奸声。君子聆听到此，可以说出古乐的义理，然后想到文武之道，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新乐不然，行伍杂乱尊卑不别，一曲终了，君子不知所云。“此新乐之发也”，非常之肤浅。最后子夏讥笑魏文侯，“今君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你不懂什么叫乐，所以听了会睡觉。《乐记》说，如果你连“声”都不懂，那怎么讨论“音”?如果连“音”都不懂，又怎么讨论“乐”?懂得“乐”的人，就一定懂得“礼”。在先秦文献中，“德”与“得”可以互训，得到事物真谛的人，才是有德之人，所以说“德者，得也”。礼使人的行为合于道德理性，乐使人的心性中正平和。按照“礼乐”的要求来生活，便能内外兼修，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所以《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