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远流长的“先王之乐”

　　“先王之乐”是艺术，但不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先王之乐”是艺术的综合体，包括音乐、舞蹈、诗歌、戏剧表演等多种因素，是原始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比“先王之乐”产生更早的艺术很多，例如歌、舞、图画、雕塑、乐器等，已有许多考古实证，证明早于“先王之乐”二三千年。但是这些艺术事实与中国文化艺术和学术教育是一种什么关系，却无法窥见，唯“先王之乐”与之一脉相承，源流清晰可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归纳了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三个分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分期的主要标志。他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天然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创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1]按照以上的说法，远古的中国社会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正是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于三皇五帝的发明创造，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许多的记载：有巢氏架屋筑室，使民避风雨寒暑;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结绳织网，教民驯养鸟兽;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黄帝，尧，舜等创造文字，制作乐器、创作律吕、实施乐教……总之，劳动工具、生产技术、生活用品以及文化艺术的发明创造都产生在三皇五帝那里。而在这类记载中很多都涉及到“先王之乐”。战国时代史官所写的《世本》一书载：“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笙，随作竽。颛顼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夷作鼓，伶伦作磬……尧修黄帝乐为《咸池》，无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世本》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很多著书家注释家所传抄。所以此书虽于宋代失传了，它的许多材料却通过其他书籍保存下来。因此，这种记载，不仅字句简单，意思也不连贯，不经考证便真伪难辨，很多也不可考。但能否说这种记载毫无价值呢?不能。因为这种记载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依据当时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曲折地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秦汉时期仍然流传着，司马迁为写《五帝本纪》而走访诸老就是证明。

　　关于“先王之乐”，《吕氏春秋》的记载比较丰富而系统，许多材料是战国之前的典籍所不曾见的，其来源大概也是民间传说。《吕氏春秋·古乐》篇从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黄帝以下一直写到周成王，传说与历史混合在一起。内容丰富，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不能全面介绍，只谈三个方面。

　　第一，乐产生于社会人生的基本需要，用以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古乐》篇说：“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经陈奇猷考较，应为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可以说明，先民之所以要作乐为舞，目的就是敬天祀地，祈祷求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其功能是宣导民气，舒筋活血，以利于个体健康快乐，从而达到群生安定，社会和平。一言以蔽之，通过乐舞调和阴阳，达到天人合一。由此可见，乐舞在初民那里并不是社会人生基本需要之外的一种享乐，而是基本需要的本身。《吕氏春秋》的这一记载，对于认为艺术起源于社会功利实践活动，无疑是一种印证。

　　第二，乐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古乐》篇多次谈到乐器的制造、律吕的制定、声乐的创作，都是来自于对自然事物的模仿。例如说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便到阮隃(昆仑山)之阴，取竹于嶰豀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律吕、五声之制是否起自黄帝，尚不可考，搁置不论。但说它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在理论上却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古乐》篇又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居于空桑，登帝位之后，“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方之音，命之《承云》，以祭上帝。”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豀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总之，乐器之制，律吕之定，歌唱之兴，都是模仿鸟声、风声的结果，而舞蹈表演则是由模仿动物的各种动作、姿态而来。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始倡艺术起源于模仿自然说，其理论影响达两千年之久。其实中国古代也早已提出此说，与西方不谋而合。《左传·宣公三年》也有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所谓“图物”、“象物”都是指模仿事物之形象刻画或模塑在鼎上，使民辨别善恶。

　　第三，系统地记述了五帝三王各自乐章创制的成因及其社会意义。五帝三王并不完全因袭前代的乐章，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特点和特定的社会需要而“改制作乐”，创造自己的乐章。不仅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更表现了古圣先王改造自然和惩恶扬善的功德。《古乐》篇云：“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为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汤继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很显然，先王之乐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如舜乐强调颂德，禹乐强调歌功，汤乐强调扬善，以符合先王各自的功德业绩。

　　五帝三王之乐，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流传着，庆典、祭祀、礼仪、教学等均使用这些乐章，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舜乐和三王之乐可考据的材料很多，可以说明是信史。《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尚书·益稷》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这些记载都说明舜帝已实施乐教。而且舜乐及三王之乐在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流传着，不仅有乐章，还有乐器遗存，如孟子和他的学生高子就见过大禹的钟，并由钟的挂钮磨损的严重而推断夏乐盛于周乐(见《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的季札到鲁国观乐，从周乐、商乐到夏乐一一观赏、品味，并一一作出审美评价。最后观赏舜乐《箫韶》，而叹为观止。与季札差不多同时的孔子，对舜乐更是赞不绝口。《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视《韶》乐为先王之乐的典范，给予极高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如果不是直接欣赏到先王之乐，是不会作出如此真情实感的评论。汉人也很推崇舜乐，但却没有季礼、孔子那样真情实感的体验，只有意义的解说。陆贾说：“昔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抚民之心。然天下治。”(《新语·无为》)《淮南子·诠言训》说：“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以治天下。”司马迁解释说：“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欢心，故天下治也。”(《史记·乐书》)《乐记·乐施篇》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遗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也。”很显然，汉人对舜乐只有意义的解释与发挥，并把诗与乐分得很清楚而没有季札、孔子那种直观鉴赏时的情感体验。因为到了汉代先王之乐大都失传了，而且诗与乐已经分了家。总之，舜乐及上古三代之乐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