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公“制礼作乐”与西周的礼乐教化

　　上一节谈论的都是先王之乐，而未涉及先王之礼。难道先王无“礼”吗?从字面上看的确如此，很多文献记载只有先王之乐而无先王之礼。其实，中国古代的礼乐是浑沌不分的。不过“乐”名(字、概念)产生在先，“礼”字产生在后罢了。而且先王之乐的性能和实质就是礼。乐的感性形式就是礼的仪式、规范，乐的内容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礼乐是同源的，后来才一分为二。但礼乐分化于何时，文献记载，却不甚了了。不过，从夏代开始，已经有了“礼”当无疑问。不然孔子就不会这样说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学而》)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继承夏殷的传统并经过删减增益而成。只要读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细致的规定，复杂的内容，完整的系统，如不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达不到这种历史水平的。“三礼”虽然出自战国和西汉人之手，其内容并不完全可靠，但大体是可信的。据王国维的考证，“礼”字在殷代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见《观堂集林》卷六《释礼》)再据近期考古发现，夏代已有多种礼器发现，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南二里头夏代遗址不仅发现了石磬乐器，还发现了青铜礼器。这充分说明殷代及殷代之前已经有了礼仪之事，不然则不会有“礼”字。先有其事，后有其名(字)，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材料说明，至晚从夏代开始，礼与乐已有了区别。但区别在哪里，还见不到理论上的说明。

　　礼与乐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两件事，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中国的礼乐最初包含在巫术活动中，是巫术活动的主要仪式，其目的是“祭上帝”、祀祖先和图腾崇拜，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到西周时代逐渐世俗化了，宗教意味大大淡薄了。礼乐的主要功能不是敬事鬼神，而是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制度，提高社会成员的文明程度。《礼记·乐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从实质说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与社会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上古三代的礼乐教化。

　　周公“制礼作乐”是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使夏商以来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善了。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夏商二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使人文教化风尚更浓郁了，因而孔子很尊崇周公。先秦两汉诸子和史书，凡论及周公的业绩者，无不赞美他“制礼作乐”的功德。《史记·周本纪》云，周初定天下，成王年少，“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而周公摄政当国的主要举措，就是改革制度，实施礼乐教化。所以《史记·周本纪》又云，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淮南鸿烈·诠言训》载：“周公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陆贾说：“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新语·无为》)汉代大儒董仲舒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汉书·董仲舒传》)《勺》即《酌》，为周公之乐，是周代最盛行之乐。《白虎通·礼乐》篇云：“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乐，示以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从以上可知，礼与乐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就是区别等级，维护等级制度。荀子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富国》)荀子又云：“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所谓“礼别异”，就是要分清尊卑贵贱的不同等级，但这种区分不是单纯的外在强制，而是要变成人们的内在要求，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安分守己的习惯。因此“礼别异”离不开“乐合同”，既分别等级，严格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又要使不同等级之间亲敬和谐，因而需要乐的美感感化作用。西周时代，礼与乐已别为二物，然而二者仍然密不可分地结为一体：礼是审美化了的乐，乐是仪式化了的礼。礼是根本的，起支配作用。乐要服务于礼，附丽于礼，纯粹供个体情感宣泄和官能享受的乐并不为正人君子所承认。

　　在教育上，礼乐是西周的重要教育科目，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按《周礼·春官宗伯》规定：春官大宗伯属下的大司乐和乐师是分别负责大学与小学教育的官长。“大司乐掌成均(即学校)之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瞽宗”为殷代最高学府。《云门》《大卷》为黄帝的乐。《大咸》即《咸池》，本属黄帝之乐，尧增修而用之。《大韶》，乃舜乐。余者为禹、汤、武三王之乐。“乐德”主要指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中(忠)、和、祗(敬)、庸(有常)、孝、友等美德;“乐语”是指诗词典故方面的教育，通过语言讲解、比兴、诱导、吟咏、讽诵等方法，培养学生擅长辞令，领会、掌握诗、书的内容、意义;“乐舞”是舞蹈表演的训练，以此表现古圣先王的丰功伟业，达到歌功颂德之目的。三个方面的教育都冠以“乐”字，乐者，乐(音勒)也，说明中国古代教育很注重艺术手段，通过美感感化达到教育目的。《周礼·春官宗伯》还规定：“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肆夏》，趋以《采荠》，车以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所谓“小舞”是指年幼少小时所教之舞。例如十三岁舞《勺》即《酌》，成童舞《象》，二十岁舞《大夏》。关于舞的种类郑玄注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犛牦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所谓“乐仪”，是指在长幼尊卑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所需要的进退俯仰、周环揖拜的一套礼节，这种礼节也要有舞蹈的旋律、节奏之美。从以上可见，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更重视形象美感，更重视仪式的训练，只进行“乐舞”一个方面的传授、操练，而没有“乐德”与“乐语”方面的内容。因为对少年儿童不宜用抽象的道理说教，而主要是通过符合礼仪的形式美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上所述，礼乐无论作为制度或是作为教育科目，都离不开艺术或美感形式;把生硬的制度加以美感化，把抽象的道德信条艺术化，都是为了激发人的内在情感，使遵守制度和规范成为自律和习惯。因此虽然严格划分尊卑贵贱的“等差”，但在感情上却要求亲敬和谐。礼乐教化都离不开艺术-审美，却都不是为了艺术-审美自身。所以古代的礼乐教化虽重视艺术-审美的作用，却不可与现代的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相等同。西周的礼乐教化，其内涵至少可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它是制度，以此来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和社会地位，礼乐起到法的作用;第二，在人伦关系层面上，它是道德观念和仪式规范，以此来区分长幼亲疏的“差等”，使人养成文明守礼和道德自律的习惯;第三，在人际交往和庆典活动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优美仪式。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或是道德准则，还是作为规范或作为仪式，其形式都是由美感形式或艺术构成的，并以美感愉悦为纽带，把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人群联系、调和起来。礼乐仪式贯穿于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活动、人伦关系以及外交、祭祀、征战、庆典等活动都少不了礼乐，成为人际交往的根本形式。